2016年10月19日綠色低碳發展智庫伙伴在京舉行了“新常態下低碳城市建設研討會”暨《中國城市低碳發展規劃、峰值和案例研究》新書發布會。在研討環節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的石敏俊教授提出了：“低碳規劃的模型和方法不夠，中國低碳轉型前景也沒那么樂觀”的論斷。以下就是石敏俊教授對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闡述。
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石敏俊 攝影/沈爍）
“關于目前做低碳規劃的模型和方法是不是足夠，我個人的觀點是還不夠。
首先從事實來看，現在的產能過剩、霧霾污染等問題都表明，我們的政府管理部門，尤其是發改委，對經濟運行的規律以及城市發展的規律認識是不夠的。如果認識夠的話，就不會出現現在這樣的局面。其實，這不光是政府的責任，也有我們學者的責任，我們研究的也不夠。學界研究不夠、政府管理部門認識不到位，所以會產生這么多的問題。因此，憑什么說我們現在對低碳發展的研究就到位了？我們對這些規律的認識還遠遠不夠。
還有一個問題，目前研究低碳城市的人基本上都是能源、低碳領域的學者，缺少城市經濟、城市發展相關領域的學者。低碳、能源領域的學者對城市發展和城市經濟規律的認識是不夠的。因此，我們現在講模型夠不夠用？我認為還是不夠的，還需要進一步去發展。但是走出第一步很好，在這樣好的基礎上還需要進一步發展，需要進一步去充實研究項目、提升研究水平，進而提升整體的認識水平。
對于中國低碳轉型的問題，我也不是那么樂觀，因為我們現在的研究就是這個水平，哪來那么多樂觀？有信心是可以的，但是真正做起來，我們還會經常遇到重復性的錯誤。比如說發電的例子，發電能力一會兒不夠了，一會兒又過剩了，還是由于認識不到位。我覺得不能盲目樂觀，信心是要有，但是還需要有科學的態度。
我覺得在模型方法上有幾個方面的問題需要進一步拓展或改進。
第一，與城市相關的產業發展、空間布局、交通都是相互關聯的，城市是個復雜系統。我們現有的模型還比較簡單，還不能充分認識這些相互作用。舉個例子，我30多年前在杭州上大學時，杭州城很小，現在的杭州城很大，一方面是往濱江發展，一方面往西邊發展。前段時間我去未來科技城看了一下，離城很遠，生活在這里的人，不一定在這里上班，通勤成本以及通勤帶來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就增加了。這樣的情況不只是杭州，昆明的呈貢新城也很遠，北京也有類似的問題。像這些問題，現有的模型還不能很好的反映出來。城市的各個要素之間是相互作用的，一個因素的變化會影響其他因素的變化。我們現在的模型，對于產業部門之間的相互作用是有反映的，但是還有很多空間布局的問題，空間結構的變化會引起產業部門和交通部門的碳排放變化。
第二，城市不是單個城市，而是不同城市組成的系統。我們現在研究城市通常只看單個城市，這樣是不行的。城市及其周邊區域之間是相互作用的。最典型的例子是北京。北京的水資源量少，只有23億立方的水資源量，北京每年的用水量是35億立方米。實際上，北京的實際需水量是60億立方米。這幾個數據之間就可以看到差額。怎么解決？35億立方的用水量是靠超采地下水補充缺口，60億立方的水足跡靠的是虛擬水，這樣就把水資源的負擔轉給其他地區了。比如說現在基本上沒有北京農業部門了，農產品大量都是從河北、山東、河南調過來的，等于把水資源的負擔轉給其他地方了。這種空間上、城市之間的相互作用是我們需要考慮的。這個對我們城市低碳發展也會有影響。我們對城市之間的相互作用還沒有很好的認識。
第三，現在的模型不是自下而上的，缺少對消費者行為或者說城市居民行為的研究，大都是從政府的角度，提出應該這樣做、應該那樣做，但是很多問題上政府并不能決定居民的行為。我們現在談產業轉移，制造業從中心城市向周邊地區轉移，從沿海向內陸轉移，但人口流動卻是反向的，從內陸地區向沿海流動，從周邊地區向中心城市流動。其實政府是希望人口和產業轉移同向流動的，但是人口不聽政府的。
這種個體的行為需要去認識。比如交通出行的行為，我們就從私家車出行變成公共交通出行的問題做過調查，發現不單單是宣傳教育和觀念轉變的問題，還需要從城市規劃和管理上讓公共交通更加方便，才能使得消費者在觀念上接受，行動上改變。從經濟學來講，就是個人的效用，我開私家車出行更加便捷、更加舒適，公交車如果不能給我提供相應的便捷、舒適的效用，消費者在行動上就難以轉變。我們進一步做了干預的實驗，比如說通過城市規劃的調整，增加公共交通的便利性，消費者行為改變的可能性就能提高。
因此，我覺得消費者行為的研究很重要，居民行為會怎樣影響到城市的綠色轉型和低碳發展。這方面是城市經濟學的研究領域，我覺得還需要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工作，而且應該把城市經濟的學者也納入到低碳城市研究的圈子里，使得我們低碳城市的事業能夠做的更好，我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能夠更加深刻。”
